李烛尘，原名李华捂，1882年9月15日生于湖南省永顺县毛坝乡一个小康家庭，幼读私塾、并中秀才，1902年去常德进湘西优级师范学校理化科就读。此间参加湘江学会，与湘阴林祖涵（伯渠）相识，受到新思潮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李烛尘到日本留学；1918年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怀着“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国，后受到天津范旭东聘请，加入久大（久大精盐公司）。在久大任技师期间，他曾到四川自流井、五通桥调查井盐。
接下来，李烛尘在久大老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厂长，其后到永利制碱公司任职。永利制碱公司设立四个部：经营部、原料部、制造部、化学部，李烛尘任经营部长，后又担任过厂长。1922年春天，化学博士侯德榜到厂；同年8月，范旭东创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聘请到留美化工博士孙学悟，自此“久大”“永利”“黄海”三位一体的“永久黄团体”成型。
1924年，永利陷入困境、业不抵债，李烛尘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协助范旭东迅速安定局面；从而获赠股5000元，进入董事会。在“永久黄团体”的团结一致和侯德榜等人的艰苦奋斗下，1925年永利走出困境、生产出纯碱，打破了英国财团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之后以过硬的质量行销国内外。
1932年，李烛尘出任黄海董事会董事；1934年11月，李烛尘出任永利化工副总经理。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华北的久大、永利被日寇劫占，“永久黄团体”遂决定全部内迁，李烛尘任迁川总负责人。在其组织下，内迁员工、眷属千余人于1938年3月全部安全撤至重庆。
入川后，当时军需民用的食盐主要依赖于川盐，久大制盐也由海水煮盐的“煮海”改为探井采卤的“煮井”。由于李烛尘之前在四川曾经调查过井盐，所以他们的盐业很快就打开了局面。1942年，在范旭东支持下，李烛尘到西北，经兰州、青海湖、河西走廊，由星星峡进入新疆哈密，过七角井盐区，又继此西进，由三台到果子沟而至伊犁，沿路调查盐碱情况，掌握了大量资料。
这一程的考察结束后，回渝的李烛尘更多地投身于政治活动。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为了加强统战工作，争取他在工商界更多发挥作用，特派徐冰（邢西萍）经常和他联系。
1943年，李烛尘与许涤新、沙千里等创办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1944年，他应邀出席周副主席从延安返重庆后在特园举行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1945年，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成立，李烛尘任理事长。日本投降后，他对重庆《大公报》和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谈话，欢迎毛主席来重庆与谈判。
在重庆谈判期间，李烛尘曾在特园宴请毛先生、董必武、王若飞；并应邀出席毛先生、周恩来、王若飞等领导举行的重庆工商界团体负责人座谈会。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举行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理事；在民建举行的首次理监事联系会上，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李烛尘以“社会贤达”身份出席旧政协会议；在特务破坏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后，他愤然挺身而出，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等人一起向政府提出抗议。
1947年，在永利化工公司战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李烛尘当选为董事，并出任永利化工天津分处处长，在永利碱厂实际无人负责情况下、他主动承担该厂管理工作。天津解放前夕，李烛尘以他自己的影响在工商界做了大量工作，对政府的“企业南迁”计划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古稀之年的李烛尘还走进市长杜建时的办公室，“请求杜先生审时度势，放下武器，谋求和平，免得生灵涂炭”。遭拒后，他又直奔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在两次努力均告失败后，他仍不放弃、终于把警察局长李汉元打动，同意在进城前继续维持治安，条件是给每个警察发两袋面粉。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永利、久大两厂随即复工；随后，他作为产业界民主人士，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
在经济恢复时期之初的1950年，李烛尘以久大总经理身份与永利总经理侯德榜联名向人民政府申请两公司公私合营。接下来，在天津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中，他担任了总指挥、并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毛主席也致电给以李烛尘为首的天津市工商界人士，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欢迎。
1951年12月29日，毛主席曾到天津马场道上的李烛尘家做客。谈话中，主席非常关心李烛尘的健康，说他常跑北京辛苦，建议他把家搬到北京。1952年上半年，在重工业部化工局领导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此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食品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等职，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作为食品工业部部长的李烛尘不时和主席一起出现在大家面前，有时他还陪着主席外出视察。主席跟他在一起时，两个人会聊化学，谈起硫酸、主席还能写出硫酸的分子式太阳成集团tyc45668cn。
1968年10月7日，李烛尘逝世于北大医院，半个多世纪过去，如去愿先生安息！
